1950年，刘亚楼被任命为空军司令员，肩上扛着从头建立新中国空军的活儿。那时候空军是白纸一张，急需大量技术人才。他一边把有飞行或地勤背景的人吸收到队伍里，一边又注意把那些旧习气好好整顿，用引导而不是蛮干的方式帮大家适应新体制。
有一次空军机关办内部演出，刘亚楼穿便装提前到了现场，挑了后排坐下。演出要开始了，后排有个科长竟把脚搭在前面椅背上，离刘亚楼头不远。刘亚楼站起来友好提醒了一下礼貌问题，要他把脚收回去。
那名科长有酒味，显得不服气，甚至反问刘亚楼：“你是哪家的？”场面一度尴尬。刘亚楼平静地报出自己是空军司令员，对方听后脸色立刻变了，赶紧敬礼道歉。
刘亚楼接着问他是起义参加的，还是被俘后来入伍的。科长没正面回答，演出开始后便早早离席。事后刘亚楼对身边人说，这人作风不像长期在革命队伍里的，可能是新近调来，需要教育引导才能改过来。
那会儿空军刚起步，技术干部真是短缺。有不少人是从各地调来的，带着老本行和一些旧毛病。刘亚楼一方面用了他们的专业能力，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改掉不合时宜的习惯。这位科长正是那类，新调到军训部学校处，担任预校科科长。
他主张对新来人员以教育为主，不急于动拳头。毕竟空军正在融合不同背景的人，耐心沟通比一味惩处更管用。那次小插曲很快被他放了一边——组建工作压得人喘不过气来：筹办航校、调干部、定训练计划，哪空出来去纠结这些陈年习气。
大约半个月后开了个预校工作会，那位科长以处室负责人身份出席。进会场时紧张兮兮的样子被人看在眼里，刘亚楼认出他，但当场没有翻旧账，会议照常进行。科长因此松了口气，场面恢复常态。
到了1952年，三反运动展开，空军机关也开始自查。这位科长被查出有挪用公款的问题，专案组把情况上报后，案子进入了程序。刘亚楼提出，剧院那回事已经过去了，双方没私怨，顶撞与贪污问题无直接因果，办案要按规矩来。
他明确要求要等上级定夺，不能有人借机报复或者滥用职权。专案组继续把证据核实清楚，最后认定涉案金额未到重罚的程度。处理结果是免去职务、开除军籍，并把他调到四川地方安置。
刘亚楼对贪污问题向来态度严肃，但办案时讲求事实和程序。他反对因为私人恩怨就改变处理尺度，这种做法让很多干部信服，看到了纪律既严格又公平的一面。
在空军刚组建的关键期，吸收旧有人员是不得已的选择。没有这些技术力量，部队建设要慢很多。刘亚楼心里明白这点，所以更多时候选择教育和引导，而不是动不动就用处分来解决，那个科长的事儿也成了融合过程里的一个注脚。
三反运动本身是清理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全国性行动，作为新成立的军种，空军也面临类似矛盾。领导层在处理案件时力求区分轻重，避免把问题扩大化。刘亚楼的处理方式符合当时的政策导向，也维护了按规办事的氛围。
那位科长后来知道刘亚楼没有把戏院的事挂在心上，还为他在处分上争取了公正待遇，这让他心存感激，也记在了心里。周围的干部也看到，领导处理问题讲原则，不搞私人报复，大家多少松了口气。
刘亚楼继续全力推进空军各项建设，从无到有地建立起部队框架，制定条令，培养飞行人才。1955年全军授衔时他被授予空军上将军衔，这既是对他多年付出的认可，也说明他一直奔波在这份事业上，直到1965年5月7日在上海病逝中国股票配资网官网首页，终年55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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